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强调，加强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及黄梅戏文化等研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八百里长江安徽段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许多具有标识性意义，既构成长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安徽宝贵的文化资源，应该得到充分挖掘和研究。
长江安徽段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接合部，长江中游在此止，下游由此始。长江中游的文化为楚文化，下游的文化为吴文化。长江安徽段北受中原文化影响，南受越文化浸染，西接楚文化，东连吴文化，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区。安徽长江文化既有北方中原文化的因素，又有南方越文化的影子。安徽的这种吴楚文化交融特色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人的性格、语言、习俗等，最为突出的是民歌戏曲文化，既吹拂楚风，又蓄含吴韵，散发独特魅力，影响深远。
安徽长江两岸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既有古代文明，更有现代文明；既有农耕文明，也有工业文明。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凌家滩文化一再向我们昭示了长江稻作文明的成熟，安徽沿江丘陵平原地区也曾是“江南粮仓”，至今仍然扛牢粮食保供责任；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青铜钢铁冶炼制作业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保证，至今仍然是我国重要的铜工业基地；安徽长江沿岸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自古至今一直发达，当代安庆更是“院士之乡”，数量位居全国前列。长江安徽段有着大量的文化遗产，不胜枚举。
安徽长江文化的研究有着较长历史。但认真回顾思考，目前该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研究高度而言，这类研究多聚集于文化现象层面，研究的影响多是局限与停留在学术与文化的本身，没有将安徽长江文化归属于更大、更高的系统与背景下考察，以探究它们历史上和文化上的价值定位，探索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与路径。第二，就研究深度而言，这类研究甚至连最基础的史实记述都没有得到具体梳理与确认，既有成果多是停留在文献简单记载的本身而没有展开系统论述，所描述的文化现象也多是十分简略甚至存在想当然，缺乏细致性和充分性。第三，就研究覆盖面而言，空白点较多，还有许多文化现象至今没有破题展开研究。全面推进安徽长江文化研究，我们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高杆立标，提升安徽长江文化研究高度。关于安徽长江文化的研究既不能仅仅局限在地方志范畴的自我研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列家产”“数家珍”“叙家事”式的自我介绍，而要有高度、广度和立意，要将具有安徽特色的长江沿岸文化纳入“长江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大系统、大坐标上予以考察，探寻部分与整体的内在关联，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探究它们历史和现实的文化价值定位。关于安徽长江文化的叙述不能停留在用“地方方言”讲地方故事，不能自言自语，而要用“普通话”和“世界语”来讲故事，要在全国和全世界展现安徽长江文化的魅力。
综合分析，把握安徽长江文化深刻内涵。安徽长江文化是自我内在发生的，其形成有地理与人文的客观根据，各种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具有整体性特征。对此我们要明确树立整体性观念，综合分析研究相关问题。诸如对凌家滩文化的研究，可以将安徽境内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串联起来，将和县猿人、繁昌人字洞遗址、繁昌缪墩遗址、芜湖门楼村遗址、潜山薛家岗遗址以及郎溪磨盘山遗址、黄山蒋家山遗址等归并起来，将凌家滩文化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历时性上有更长的历史长度，共时性上有更广的地理宽度。以凌家滩文化为核心，探究安徽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上的价值与地位。
深入挖掘，明晰安徽长江文化丰富内容。安徽长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既包括显在可直接开发利用的资源，也包括潜在需要挖掘以后才能开发利用的资源。这些资源都存在着新资料的发掘与运用问题，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有三项：首先，安徽长江沿岸民间文书档案与谱牒资料的发掘、收集与整理；其次，安徽长江沿岸民间记忆和现实状况资料的调查、采集与整理；最后，安徽长江沿岸流失海外有关文献资料的了解、掌握与整理，这是新时代安徽学者必须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发挥优势，优选安徽长江文化特色问题。开展安徽长江文化研究，我们需要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在“天时、地利、人和”上的优势，不必人云亦云，也没必要追随别人已经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另辟蹊径，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关注或研究不方便的课题进行研究，筛选一些特色问题展开研究。比如从秋浦河到采石矶为什么会是“诗歌铺就”？李白迷恋当涂的背后故事与支撑是什么？长江安徽沿岸民歌戏曲文化为什么很发达？为什么会有“芜湖铁画”“四喜铜娃”等。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安徽的学者应有优势。
强化担当，弥补安徽长江文化研究空白。学术界关于长江文化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成果也很丰硕，但关于安徽段的研究很少，以致有人认为长江安徽段没有什么文化。对此我们要切实担当起安徽长江文化研究的责任，以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尽快深入开展安徽长江文化研究，让长江文化成为安徽文化的标识，书写中华优秀文化体系中浓墨重彩的安徽长江文化篇章。需要破题的课题很多，比如长江安徽段农耕文明发展与传统村落问题、长江安徽段在“吴楚贸易”中的地位与传统市镇问题、长江安徽段社会的近代化与城市发展问题、长江安徽段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问题、安徽长江文化的多重文化交汇与融合问题、长江文化标识与安徽沿江城市发展新动能提升问题、安徽长江文化在长江文化体系中的价值与地位问题等。（来源：安徽日报）
（作者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基地研究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
